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因此，在我們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會面對的人口“負債”。

　　人口紅利與人口債務

事實上，“人口紅利”更像一個機會，只有抓住這一機會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機會” 轉變為“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口紅利”只是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一個有利條件：在一定 時期內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 而這一“有利條件”或者說“優勢”能否轉變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成 果，顯然依賴于勞動力資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紅利”期，勞動力資源無法得到 充分利用，則當人口的“機會窗口”關閉后，“人口紅利”也會隨之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和“債務”是相對應的。“人口紅利”也不例外。具體 來看，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人口負債”就是不斷加速的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將 會從多個方面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力。首先，老齡化會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 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齡化會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第 三，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將嚴重影響到勞動生產率。上述三個方面的影響都會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經濟的競爭能力，并進一步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

　　人口紅利如何計算

一種估算人口紅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時間序列的宏觀人口經濟數據，用多元回歸的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帶入人口及其他各種因素，觀察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的貢獻。另一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然后把這兩類人數的比例作為撫養比。注意，這里所使用的撫養比與通常所說的撫養比不一樣。

這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把經濟變化的指標——人均產出增長率——分解為兩個部分，即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與撫養比的增長率。這兩個組成部分中，第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是人口因素。在假設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撫養比增長率的變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也即人口紅利。

實際上，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不僅包括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還包括擴大積蓄以及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由于人口在40歲-60歲年齡段積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這個年齡，就會帶來更多的積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勞動生產率。

同時，期望壽命的延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觀念，造成了更多技術發明使用的機會，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一個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個更富有生產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遠不限于增強體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維的開拓與使用。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的計算需綜合考慮就業、收入及對經濟增長的其他變量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只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同時，隨著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不可重復的，也不存在所謂“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作者為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紅利時間估算

使用人口和經濟發展數據對中國人口紅利的計算表明，人口轉變在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起飛中產生了歷史性的、相當可觀的人口紅利。中國的經濟騰飛與人口紅利的產生歷史性地結合在一起，對經濟發展而言，可謂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對人口紅利的計算所得出的結論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數據與方法的不一，對中國人口紅利的規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學者使用回歸方法計算得出的結果是，中國20世紀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長的四分之一可歸因于人口紅利。美國學者使用類似方法得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紅利所造成的。美國夏威夷大學和東西方中心經濟學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撫養比方法計算得出的結論是，1982-2000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約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