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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萬福生科的福，市場對于董事責任甚至是保薦人責任、律師職業責任、會計師職業責任都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對市場的風險教育來說是好事。”近日，一位保險業內人士在金融圈的一個小型聚會上如是稱。

事實上，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下稱“董責險”）早在1996年就進入了中國，2002年誕生A股第一張中文保單，但這么多年，該險種的投保率一直很低，幾乎處于僵尸狀態，外資保險公司雖積極推動但苦于渠道受限，內資保險公司則顯示出聊勝于無的心態。

但萬福生科事件以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多家保險公司了解到，以往冷門的董責險在今年卻顯示出顯著增長的趨勢，“董責險的特點在于其市場增長并未緩速上升，而是會突然出現一個爆發性的增長，這個增長或許就在今年或明年。”上述保險業內人士對記者說。

險企忙布局

這段時間，美亞保險特殊金融險部南區核保經理Johnson顯得很忙，“萬福生科事件以后，市場對董責險的關注度提高了很多，我們也趁此機會積極地主辦一些研討會和交流會。”他稱，今年美亞保險特殊金融險部南區會比較重視和地方的上市公司協會聯合做一些市場活動。

“我們5月18日在佛山做了一期研討會，當地的上市公司幾乎都到場了，還有不少準上市公司，其中有一半的公司有意愿讓我們提供報價方案，而且目前已經有成交的客戶了。”Johnson在今年也做了多期關于董責險的市場動向，這些信息將會定期推送到上市公司董秘的郵箱，他告訴本報記者，以往當給客戶講述關于董責險的案例時，只能把美國的案例搬過來，而今年終于出現了多例A股自己的案例。

華泰財險保險經紀有限公司金融險相關業務經理近日也對媒體稱，雖然董責險近年來投保率依舊不高，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投保的企業明顯多了。

早在2002年初，中國平安將與美國丘博保險集團合作推出的第一張董責險保單贈送給了萬科，保單的累計賠償限額為500萬元，此事在當時還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此后，平安的董責險業務幾乎進入了漫長的冰河期。

目前國內開展董責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大多為外資，包括美亞、蘇黎世、丘博、安聯等，承保的對象大多為赴境外上市的公司，中資包括人保、平安、太平洋，華泰也先后開展了董責險業務。但外資保險公司在推動董責險的過程中，最大掣肘依舊是渠道，其往往嚴重依賴于經紀公司或者銀保渠道，直銷隊伍薄弱。一位外資保險公司負責人對記者稱，他們更愿意聯合中資保險公司形成戰略合作，借助中資保險公司的成熟渠道共享產品，通過共保或再保的方式來分享保費。

盡管中資保險公司具備渠道優勢，但相對于龐大的車險市場，董責險出險困難，產生的保費實在九牛一毛，“在深圳僅有十多家公司購買了董責險，80%是上市公司，但我的數據并不完整，大客戶的投保數據是放在重客戶那邊的。”平安財產保險深圳分公司一位銷售人員告訴記者。而在中國平安的網頁上，記者甚至找不到關于董責險的相關內容，“在我們這邊，這是一個非常小的險種。”該銷售人員說。

事實上，相對其他險種，董責險的進入門檻較高，尤其是核保環節，決定是否承保，如何界定費率，都需要具有豐富的經驗支撐。

上述保險業內人士對記者說，董責險的長尾風險可能會導致保險公司十年不理賠，賠一單就把十多年收到的保費全都賠進去。“在成熟市場，還有非常獨立盡職的第三方機構出具參考報告，但在國內，可能更多的要靠保險公司自己辨別未來可能存在的理賠風險。”

市場倒逼

董責險又被稱為“將軍的頭盔”，頭盔的作用在于當被保險的董事及高管在履職過程中，因被指控工作疏忽或行為不當而被追究其個人賠償責任時，由保險人負責賠償其進行責任抗辯所支出的有關法律費用并代為償付其應當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

數據顯示，目前在國內的上市公司中，購買董責險的比例不到10%，而成熟市場諸如美國，這個比例超過90%。董責險在國內長久以來不受待見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市場環境使然，在涉及公司治理的政策指引中，對于董責險的表述也是輕貓淡寫。《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39條表述：經股東大會批準，上市公司可以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但現實狀況正在慢慢發生變化，市場倒逼機制正在形成。

記者從多家保險公司了解到，去年以來在A股市場已經出現了多筆董責險的理賠案例，但主要還是因為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而被告上法庭，理賠的標的數額比較小。

統計發現，僅2012年就有近30家上市公司因虛假陳述等問題被股東告上法院，其中一半已經被法院立案。這其中一個群體漸漸浮出水面，即維權律師。這些律師往往來自于名不見經傳的小律所，一旦有上市公司涉及到虛假陳述，這些律師便積極召集受損的股東進行維權，比較典型的包括寶安地產虛假陳述案及佛山照明虛假陳述案。

維權律師的活躍也令上市公司的董事們訴訟風險系數加大，在董責險市場里，這些維權律師無意中也成為了保險公司的銷售助推器。

而另一方面，監管環境將成為董責險未來市場空間的決定性因素。今年初，中證投資者發展中心的成立引起了市場的關注。其主要職責是通過買入持有股票，代理投資者進行維權，以股東身份參與上市公司治理；通過調解、和解、仲裁訴訟等方式，對上市公司違法違規等損害投資者行為進行約束等。盡管該中心的具體運作方式尚未揭曉，但被市場解讀為集體訴訟制度建立前的平臺設置。

目前，在國內上市公司涉及虛假陳述時，中小投資者只能單槍匹馬進行索賠，比如，在寶安地產的虛假陳述案件中，僅有2位股東將其告上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索賠金額僅為23萬元。而在集體訴訟制度之下，寶安地產所面臨的將會是一個訴訟集體，訴訟標的金額難以想象。在集體訴訟制度下，只要符合條件的股民，不管是否提出訴訟，法院做出的示范性判決書都對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