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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在光鮮的一面下很多人不會想到他們為之付出的傷痛代價，而我國市場上也仍然缺乏這種保險機制來給予運動員一些必要的保障。

運動員保險現狀：

如果投保30萬元意外險，年繳保費就是2700元左右，這一數字對每月只拿千把塊錢的多數運動員來說，無疑是個負擔

現行的“互助保險”所支付的理賠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賠金”，就其性質而言，只是一種特殊的撫恤金。

無論是“互助保險”還是專業的保險經紀公司，都僅僅是種“過渡”形式，最根本的還是要完善運動員的社會保險機制。

“互保”不應是中國體育保險的終點

記者從國家體育總局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保險部工作人員那里了解到，1999年，隸屬于國家體育總局的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曾經先后向國內兩家保險公司投保兩期的運動員傷殘保險，參保人為1400名國家隊運動員?；饡磕昀U費100萬元，運動員交少量保費；運動員在死亡和傷殘時最高可得到30萬元的賠償，獲得世界冠軍的運動員最高可獲賠償60萬元。同時，即使在非訓練、比賽時發生意外傷害，每名運動員也可獲得最高20萬元的賠償。保險期從運動員進入國家隊開始，一直到其國家隊生涯結束。

這一事件當時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積極影響。

有知情人告訴記者，中國有關運動員的傷殘保險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另外在商業保險方面，由于當時的險種在設計上存在諸多缺陷以及理賠程序太過復雜，加上國家隊人員組成及機構組織的變動頻繁，因此這項計劃的開展一直并不順利。

此后，該基金會也曾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聯系，希望能將該計劃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但沒有成功。因此，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幾年前在對國家隊隊員的投保和理賠開展工作時，不得不采取目前這種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互助保險”。

除了桑蘭由于發生意外的地點是賽場，并且該賽場也投了美國當地的體育保險，因此得到美國提供的1000萬美元保險金外，其余幾位運動員也獲得了由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提供的20萬到30萬元不等的“理賠金”。但有業內人士指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賠金”，就其性質來說，只是一種特殊的撫恤金，更多的是體現了社會各界對這些為國家作過突出貢獻的運動員的一種關心。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記者從國家體育總局2002年9月27日頒布的《優秀運動員傷殘互助保險試行辦法》（下稱《試行辦法》）當中發現，該《試行辦法》對參加“互助保險”的運動員的范圍作了明確規定，即投保人應該是“優秀運動員”。

《試行辦法》對“優秀運動員”這一概念的解釋是，“指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及計劃單列市所屬正式在編、享受體育津貼獎金制并從事奧運會和全運會項目的運動員”。換句話說，只有該《試行辦法》規定的“優秀運動員”才能享受該基金會提供的“互保”。由此可以看出，受“互保”的范圍相當小，更多的地方隊運動員被排除在了該《試行辦法》之外，他們目前的各種保障制度并不健全，有些甚至是非常不健全。

而本應屬于商業范疇的體育保險在中國卻遲遲難以邁上市場化、商業化的“正道”。

目前國內保險市場上的意外保險及重大疾病的保險產品相當少，自然，涉及體育保險的險種就更少。再加上中國的保險公司普遍存在著費率較高、條款不明確、理賠不及時等諸多不足，因此根本無法滿足不同項目體育運動員千差萬別的要求。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體育保險已經到了亟待完善的地步。

體育保險在國內尚屬新興事物，商業保險公司對于體育保險的參與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體育保險仍主要針對大型賽事展開，很少有針對性地推出運動傷害險，業內人士呼吁國內體育保險向商業保險過渡。

據國家體育總局體育基金管理中心基金管理部主任周旺成介紹，目前我國體育保險仍采取資金互助的保險模式，即所有運動員繳納保費的1/3，其所屬單位和政府出資2/3，匯集到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成立運動員互助傷殘保險，每年的基金規模約400萬元左右。在賠付方面，根據運動員的傷勢設定了1級至11級的傷殘級別，最低11級傷殘補償標準是1000元，1級傷殘的最高補償為20萬元。

“目前國內商業保險公司對于體育保險的參與還處于起步階段，很少有國內險企涉足運動傷害保險領域，也沒有保險公司對運動員身體的特定部位進行承保。”在近日舉辦的體育保險沙龍上，達信(北京)保險經紀有限公司助理副總裁楊威對此表示，我們需要向國外的保險公司采購相應產品，而且主要是針對一些大型賽事展開，而國內運動員普遍缺乏相應的保險機制作后盾。

對于國內這種互助模式，周旺成表示，雖符合當前的國情，但也存一定的弊端，很多運動員易產生運動隊包攬一切的想法，不利于商業保險意識的形成；互助保險業務也為相關部門帶來了較大的工作壓力。此外，這種模式對保險公司體育類保險業務的開展帶來了困擾。

周旺成認為，“我國體育保險的發展趨勢將逐漸向商業保險過渡，這不但需要運動員不斷提高商業保險的理念，同樣需要保險公司能夠對體育保險進行量體裁衣，制定相應的條款與機制，共同來推動體育保險的市場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