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某市企業高工葉其壽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07年7月,當地部分企業副高職稱的退休專家養老金最低約為930元,僅相當于當地機關事業單位清潔工的一半。若不論司機、清潔工,這一水平只及機關事業單位同等職稱人員的1/3甚至更少。導致差距的癥結并非秘密:在企業,退休金按照其交納的養老保險費以及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計發;而機關和事業單位,則依據其工齡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資計發。高工退休金不及機關司機、清潔工,這種狀況只是我國養老金“雙軌制”的一個縮影,目前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滿。
近千名退休老人圍聚深南路市府信訪辦門口,向信訪部門訴求退休金太少,與同級別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差距太大,高工都不如掃地的。據相關退休老人介紹,1994年7月31之前的企業退休干部可以享受同級別的機關退休干部一樣的待遇,但1994年8月1日退休的企業干部退休金不再享受與機關單位退休一樣的待遇,即所謂的“退休職工雙軌制”,讓機關退休員工與企業退休員工養老金有差別。
2007年年初,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62歲的前上海政協委員呂勝美的養老金為2006元,這已算同級別高工中的中上水平。而記者調查顯示,上海某民主黨派機關普通司機的退休費為2550元。兩者相差544元。
上海、江蘇徐州、河北邯鄲等地的退休高工,曾為此發出公開信,千人簽名,呼吁解決“企業高工的退休待遇,不如機關司機和門衛”的現象。他們中,不乏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部委先進工作者、省市科技進步獎獲得者,以及省、市政協委員,無一不具有副高以上技術職稱。
在上海呼吁者提供的《上海國有企業退休高工養老待遇》列表中,記者發現:2005年初,這些來自上海85家國有企業的467名退休高工,養老金水平維持在1000元左右。而在部分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比如山西、安徽,還遠遠不如上海,當時的水平甚至只有六七百元。山西高工車兆國回憶,2005年,他的退休金為700余元,連機關事業單位普通人員退休金的零頭都不如。
自2005年始,各地在國家的統一安排下逐年提高了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但每次每月數十元額度的增長,仍未能有效改善企業退休人員的境遇。這影響著退休高工們的生活。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退休待遇,還表現在諸多方面。譬如退休人員去世后,依照2006年喪葬撫恤標準,上海企業是補發兩個月企業平均工資;而機關和事業單位則補發本人20個月工資再外加600元補助費,“典型的同命不同價”。湖南的情況類似,2007年10月該省部分退休高工發出的公開信顯示,該省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的喪葬撫恤標準相差竟達15倍。
即便同一科技獎項獲得者,顯現在退休待遇上也是涇渭分明。在上海,若是企業員工,一次性補貼數千元,而機關事業單位則以每月增發比例計算,持續到離世。呼吁者提供給本報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以增發至80歲為止,二者累積所得相差14倍左右。
為了穩定和平衡,2005年,上海市針對企業高齡退休人員實行“特加”政策,70歲以上的人享受到每月數十元的特殊增長,但這仍未覆蓋高工全部,且幅度依舊有限。2006年勞動保障部要求,企業基本養老金調整應注意向高級職稱的退休科技人員適當傾斜。上海市領導亦公開承諾,“堅持新賬不欠,老賬逐年還”。同年,呼吁日久的上海退休高工,終于等來了迄今惟一的一次“專加”(專門傾斜)政策。上海市社保局出臺了給予企業高級職稱退休人員一次性額外每月300元(副高)、500元(正高)的政策。
這本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高額度增長。但尚不及欣喜,呼吁者們卻發現:幾乎同期,上海市對機關和事業單位也有一次遞加,且同職稱額度高達400元和700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舊賬非但沒還上,新賬還在繼續欠著。”呂勝美說。
而在湖南,2006年對于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的退休費每月增加額度標準為,廳局級750元,縣處級450元,鄉科級275元,科員辦事員180元,教授及相當職務700元,副教授及相當職務400元。以2005-2007國家三年調整方案中,企業退休人員月均80元的增長水平為參照,機關一年勝于企業三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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