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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但是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冗雜、系統割裂、浪費驚人等問題照樣可能存在。

目前全國有各級公積金管理機構606個。記者調研發現，各地公積金管理中心共開發出幾百套公積金管理系統，每個系統花費數百萬至上千萬元，每年還有幾十萬元的升級維護費，浪費驚人。各系統沒有統一標準，致信息難共享，每月月底，想全國匯總一個數據都很難。

公積金管理機構多，彼此獨立，政出多門，應該說有其歷史原因。公積金作為互助形式的住房保障基金，由單位與個人分攤構成，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沒有相應的投入，因此聯系并不緊密。相反，最初的起步，基本源于有獨立預算的縣區一級政府，推行先機關后企業，逐步建立起來的。因為缺少預先的頂層設計，各地通過試行的“野蠻生長”，征繳的政策不同，存貸支付的設計各異，進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

　一方面，公積金具有強烈的福利特征，不管是存繳，還是支付，不同的制度設計，帶來的福利成色不可同日而語。如，電力、煙草等一些國企高管不僅存繳的額度大，而且還有的執行定期返還機制，變成了工資收入的一部分。讓這些企業去“就低”，顯然會遭到一個群體的抵制。類似的還有各行政區域之間經濟的差別，條件好的地方公積金基數大，不好的地方基數少，統一賬戶后執行同一政策，“劫富濟貧”也使得一些地方的利益受損；另一方面，公積金在很多地方，被當成了政府的基金，不僅相當的部分來自公共財政的配比支出，而且公積金的存貸盈余，客觀上賦予了一定的可支配權，包括與銀行的談判，實現投資的收益。此外，還可為地方資金的周轉，留有一個備用的財源。

根治公積金管理亂象，并不在于公積金管理機制的統一，也不在于打破地方與行業利益的壁壘，而是需要對公積金進行重新定義，消除利益樊籬。一方面，應當弱化公積金的住房保障功能，把公積金變成住房的貨幣補貼，并兼有住房貸款的互助功能。在存繳上打破補貼與工資的掛鉤，建立更有助于公平統一的區域標準；另一方面，管理上應當厘清其屬性，把公積金的支配權、所有權都還給存繳者，明晰相應的權利與義務，如選擇貸款或者返還的選擇權、對公積金使用的監督權，在此基礎上確立公積金管理受委托的職能。公積金顯示出來的“利益多軌”與“政出多門”，還需要從收入分配與政府職能轉變兩個改革中找解藥，需要從頂層設計上推動。

所以，必須對我國公積金管理動“大手術”，一方面是從體制、機構等方面去改革。據說銀監會、央行、住建部等有關部門，已經開始著手研究設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可行性方案。另一方面是從資金層面去改革。比如說，如何防止資金“沉睡”和貶值，如何不讓公積金“劫貧濟富”，如何提取方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