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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七月，成為了中低收入者最為憂心的時期。每每此時，社會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不出意外地“上調”，由此這一月被戲謔地稱之為社保的“漲價期”。

依憑于上一年社會平均工資而進行的上調，讓中低收入者抱怨“被平均”。那么需要問的是，這種上調的真實原因到底是什么？當下社會平均工資的計算是否合理？繳費之后一定會“多繳多得、少繳少得、不繳不得”嗎？藉此，從本期開始，《每日經濟新聞》將推出系列文章予以釋疑。

707.60-179.20=528.4。

這是一道普通的算術題，也是2013年6月北京調整社保繳費基數后，一名企業員工的環比養老保險增額。

“不僅是養老，算上醫療等其他項，我工資總額的1/4沒有了。”面對工資總額的嚴重縮水，獨自在北京打拼的某企業員工金小蜂（化名）對記者慨嘆。

7月21日，北京人社局一名工作人員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社保基數的上調是根據統計部門公布的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來核算的。除了北京，從今年4月份開始，全國多地陸續調高社保繳費基數。

基數上調 低收入者工資縮水

記者從金小蜂展示的工資條上看到，今年5月，代扣養老保險一項的金額只有179.20元，代扣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金額分別為59.06元、4.48元。而今年6月，其工資條上代扣養老保險一項的金額陡然攀升到了707.60元，代扣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金額分別為179.90元、17.69元.

金小蜂所在單位授權管理員工社保的代理公司對記者表示，這是由于金小蜂2012年 “拿到手的錢”變多了，也就是工資總額增加了，才會據此核算出社保繳費基數的增加。7月21日，面對記者的追問，上述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員表示，“社保基數每年這個時候都會作出一定的調整”。

以金小蜂為例，他的社保基數上調是根據統計局公布的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來核算的，而707.60元的養老保險繳費金額則是按照總工資額8%的比例計算扣除的。上述工作人員表示，凡是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職工按照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資確定繳費基數。

除了北京，從今年4月開始，包括江蘇、山東、安徽、廣東、上海等多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在陸續調高社保繳費基數，這項基數的高低，與個人、企業繳納的社保金額之間存在關聯。

而和金小蜂相比，一名在事業單位工作的研究人員李大滿 （化名），卻因享受類似公務員待遇，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沒有受到此次基數上調的沖擊，他對記者表示，“而且我們單位的年平均工資增長區間在15%~20%”。

“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的準則，是我國社保制度的設計初衷。遺憾的是，這一點在金小蜂和李大滿身上，體現的恰好相反。享受類似公務員待遇的“李大滿們”，不僅無需繳納養老金，退休后，還將享受遠高于“金小蜂們”的養老金待遇。

缺口填補 國企紅利能否給力

如何解除“金小蜂們”因社保基數上調導致社保繳納金額攀升，進而工資總額縮水的痛感？

對于社保繳費基數及比例，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曾公開指出，“低收入的人繳費率可能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你收入低于60%，實質上你的繳費率是要高于法定的繳費率的”。

鑒于當前社保繳費比例過高，加重參保企業和職工負擔，不利于擴大就業，更減少居民消費，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擠壓了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的發展空間，并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杰曾建議，政府應提出“十二五”期間，加大國企分紅用于充實社會保障的比例，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他表示，“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么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于減少了居民收入”。

多年來，央企分紅的結余中，究竟有多少被用于充實社保尚不為外界所知。這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設立時，開拓非稅收入用于社保等民生項目的初衷所不符。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發現，在業已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曾明確提及新增紅利將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但是，在短期內國企紅利補血社保基金的愿景實現恐有難度。

一名財政部內部人士曾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央企紅利主要用于兩方面支出：一方面是資本性支出，另一方面是費用性支出，其中主要包括用于央企自主創新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央企重組、央企災后重建、應對金融危機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均尚未涉及支持民生。

“央企紅利支出用于社保等民生領域需要一個中長期的過程，短期內實施難度比較大。”上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一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

他對記者表示，“應盡快啟動全國社保基金預算，先做出一個測算，在這種情況下再全面統籌資金，紅利支出用于社保的工作思路才有實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