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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廣州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桂芳主持會議。會議表決通過任命陳志英為廣州市副廣州市長，任命陳怡霓為廣州市衛生局局長。《廣州市社會醫療保險條例》經過三審，也獲得表決通過，這意味著廣州職工醫保最低繳費年限確定為15年。

一波三折，廣州職工醫保繳費年限的改革終于敲定，盡管輿論反彈較大，但最終繳費年限還是延長到了15年。并且，在職職工一直要繳費至退休。但即便如此，退休后也不一定就能享受醫保待遇，必須滿足“在廣州累計繳費滿10年”的條件，否則退休后還得補繳至這一規定年限。這一門檻不可謂不高。

不過，倘若與深圳職工相比較，廣州職工似乎應該“知足”，修訂后的深圳市醫保相關政策規定，深圳醫保最低繳費年限由15年延長為25年，且須在深圳連續繳費15年，退休后才能享受醫保待遇。

普通老百姓自有自己的想法。繳費年限延長，必然意味著與過去相比要多掏腰包，附加種種條件實際是在為享受醫保待遇設置門檻。那公眾是否有理由反問一下相關部門：醫保繳費年限延長了，職工繳費成本增加了，為何醫保待遇沒有相應地隨之提高？改革的成本不能總由老百姓獨自承擔，政府層面理應承擔更大的成本。因而，醫保繳費年限可以延長，門檻可以提高，但醫保待遇、醫保政策的公平性是否也應有所改革？

再說了，國家規定的養老保險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但醫保繳費年限并沒有明確規定，這無疑給了各地騰挪的空間。以“與養老金繳費年限保持一致”的理由，來延長醫保繳費年限，并不具有多大的說服力，因為兩者之間既不具有可比性，也沒必要就繳費年限長短而相互攀比。

從更深層次而言，醫保繳費年限的延長也只是權宜之計，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如何讓職工退休后更好地享受醫保，從根本上說，一方面需要國家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恐怕還需要考慮如何選擇更合理公平的醫保模式。就眼下的職工醫保模式來說，顯然缺乏“全國一盤棋”的統籌，各個地方最低繳費年限不統一，不但不利于醫保接續轉移，也有損社會公平。而這，也正是各地延長醫保繳費年限的主要原因所在。

而且現下的醫保模式，還會出現“代際不公平”現象。因為隨著老齡化加劇，退休后享受職工醫保的群體越來越大。為了解決社保的缺口，最近，全國社會保險基金理事會黨委書記戴相龍提出延長退休年齡的建議。倘若建議成真，意味著個人終生繳費會越來越高，下代人的費率就必然要高于上代人，如此“代際不公”很難避免。

當然，醫保模式的選擇不是廣州所能獨自改變的，需要頂層設計。但在此之前，廣州不妨在提高醫保待遇上作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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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人員還不能參加職工醫保

在此前的二審稿中，“全民強制醫保”這一表述被刪除了，此次終審稿中依然沒有“全民強制醫保”的表述。不過市人大法工委相關負責人解釋，沒有明確寫出來只是為了不與上位法沖突，“實際上從中央到省現在都在提全民醫保，醫保全覆蓋是追求的方向”。

而終審稿也配套了多項保障措施，如規定：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職工社會醫療保險費的，將被責令限期補繳并自欠費之日起按日征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逾期仍不繳納處以欠繳數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對居民醫保參保人，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和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應當采取適當方式告知并提醒參保人員在規定時間內繳費。

由于職工醫保待遇高于居民醫保，現實中經濟條件較好的非職工也有購買職工醫保的訴求。此次條例立法曾力求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即計劃將醫保繳費標準設為5個檔次，“你想報銷多點，就選擇高一點的，繳費也多些”。不過新快報記者注意到，終審稿中關于職工醫保繳費人員表述為“在本市工作的職工”和“國家規定的其他人員”。

這意味著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參加職工醫保。同時，非從業人員和農村居民等人員還是不能參加職工醫保。市人大法工委提供的相關報告解釋，這主要是不符合上位法規定。不過依據終審稿，上述非從業人員、農村居民只要具有本市戶籍，以及本市各類學校全日制在校學生和具有本市戶籍的學齡前兒童均可參加城鄉居民醫保。